“在芬兰，牛奶不经脱脂处理是不允许上市的。”近日，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健康中国行动学术交流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司长毛群安表示，芬兰通过税收、价格补贴等手段，鼓励人们使用健康的食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使得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较30年前下降了80%，这一实践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推广。

事实上，非医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医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我国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2.7亿人，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癌症发病率平均每年上升3.9%。

《柳叶刀》曾发文表示：防控慢病不需要发明新的药物和新的技术，现有药物和技术完全可以防控慢病。这意味着，医学技术已经不是慢病防控的“牛鼻子”，那么该以什么为抓手促进每个公民保持身体健康？

医疗界用这些方式“华丽转身”

在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大背景下，医疗领域要转变工作方式、增加工作内容、学习新的工作原则。毛群安表示，医疗领域必须改变重治疗、轻预防、高成本的传统医疗模式，转而注重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

“这对医疗领域是极大的挑战。在大医院仍然面临巨大工作压力的前提下，转而加强健康管理，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例如参与健康科普，需要激励机制的维护。”毛群安说，建立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是当务之急，医疗领域应参与到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工作中。

在助力健康理念融入政策方面，医疗工作者应为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严谨的研究数据和专业化建议。

卫健委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李斌表示，以建设健康中国需求为导向，预防医学大有可为。预防医学会将跟踪学科前沿，开展循证研究，科学建言献策，实施智库建设工程；为政府决策服务，评估实施公共卫生的策略、技术和方法，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撑。

预防医学契合健康中国的观念，中华预防医学会已向全国卫生健康工作者发出倡议：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的观念，普及健康知识，关注人群疾病谱变化。

解决健康问题需多部门政策支持

“长久以来，我国民众形成了对医疗的虚高需求，将健康状况与医疗条件对等起来，形成了中国人健康‘悖论’。”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王小宁认为，缺乏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形成对民众生活方式的有效约束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健康生活方式的“强制性”不高形成了健康“困局”。

从芬兰的实践经验来看，政策制定是“强制性”形成的重要抓手。“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非常广泛，宏观经济、交通、农业、教育、住房、就业等部门的政策会对健康和健康公平产生深刻的影响。”毛群安强调，要解决健康问题，需要多部门政策支持，而不能仅靠卫生部门。

因此，健康中国行动不能只依靠医疗卫生系统的“单打独斗”，必须树立大健康的理念，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只是卫生部门单打独斗，不能排除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营销行为对儿童的影响，更无法说服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亦无法让工业化食品生产商减少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王小宁说。

关于“融入所有政策”的工作方式，我国此前有过成功经验。“卫生城市的创建工作给出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创建卫生城的过程中，相关的政策制定围绕‘卫生’为核心推进。”毛群安说，健康城市的建设将延续卫生城的有效经验，以“健康”为抓手，促进城市的政策实施和建设工作，例如，除了环境优美卫生之外，更加关注城市是否能为公众提供健身、休闲、运动的场所，把健康中国行动中要求的内容和指标放在健康城市的评选要求中。

因此，需要把健康中国的指导思想向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学校、社区、家庭）延伸，在此过程中，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强化、各层级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慢性病防控的整体效果。

“改革现有全民健康促进统领模式，建立与现有医疗体系平行的、相辅相成的全民健康促进全新体系，并真正实现将全民健康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才能真正将健康融于各种落地政策之中。”王小宁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