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吴坎坎（右二）在云南盈江灾区安抚受灾群众。

2008年6月，吴坎坎（左二）在四川绵竹灾区开展辅导活动。

爱国情 奋斗者

11年很长，也很短。

11年前，参与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时，吴坎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的一名研究生。现在，他是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就是完成了心理所前所长张侃老师的心愿，初步建立了心理援助的全国联盟和长效机制。”吴坎坎说。

最近这一年，他去到四川宜宾、贵州水城等多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心理援助，哪里就有他。前不久，他才从四川宜宾地震灾区返回北京。

当年抱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赚钱”的美好愿望报考心理所的吴坎坎笑称，如今只做到了能经常“聊聊天”。

执拗地在依然小众且相对不太主流的灾后心理援助领域里摸索，吴坎坎说，这个过程虽辛苦，但却让他倍感欣慰。

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

吴坎坎第一次接触灾后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年，汶川地震猝不及防地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地震发生后，在时任所长张侃的推动下，心理所迅速组织心理援助工作队开赴灾区。

这是一次倾心理所全所之力的行动，这也是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坎坎的导师也在援助队伍中。他很想去灾区，就给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导师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还是等情况稳定一点后再来。2008年6月12日，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吴坎坎来到了北川，协助心理学专家工作。

那是吴坎坎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大规模的死亡，也是第一次发觉“心理学有用”，它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对于国内的心理援助来说，2008年是个分界线。此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零散散地展开。汶川地震后，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出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也开始为公众所知。

虽然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对如此庞大的受灾人群，特别是丧亲家庭的悲痛欲绝，吴坎坎手足无措。

他只能多看多听多学多做。“早期在灾区的工作性质类似义工，我基本什么都干过。”吴坎坎说，等真正开始开展专业的心理援助后，让他感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灾区内的东方汽轮机厂受灾非常严重，为保证安全，整个工厂的家属区在灾后就被封锁了，厂内职工只能在限定时间内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临时板房区去。

为了迅速和这里的职工熟络，吴坎坎常去帮他们搬家，虽然每天都累得全身酸痛，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东方汽轮机厂职工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攻克了工作中最大的难关。

吴坎坎持续在四川绵竹和德阳待了近两年的时间。此后，他的脚步一路追随着灾难发生的足迹，走到了玉树、舟曲、盈江、彝良等十几个灾区。

点滴摸索成就专业规范

11年前的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吴坎坎。

毕业后，吴坎坎留在心理所工作，成为全国极少数的全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当年一起读心理学硕士的40多个同学，只有他留在了灾后心理援助领域。

沿着张侃所长及前辈的脚步，吴坎坎开始思索如何将灾后心理援助做得更专业。

在汶川地震期间，全国心理学专业师生蜂拥而至，但由于经验不足，发生过频繁“骚扰”灾区民众、揭伤疤等事件。

“我们最开始也不太懂，往往就是拿着评估工具走访群众，比如你家里有没有亲人去世之类的。”吴坎坎说，但这种揭伤疤的做法适得其反，“甚至当时有种说法叫‘防火防盗防心理’”。

“我们现在就不会拿着问卷去了，而是将其默记在心里，在建立关系后，等待访谈对象主动敞开心扉。”吴坎坎说。

这么多年心理援助工作中，吴坎坎一直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个女孩因受惊吓变得自闭、不爱说话。在心理援助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她逐渐变得开朗，并成为小志愿者的组长。

“等我们离开时，她追着我们的车跑了很远。”吴坎坎说，当时的他感动又心疼。他意识到，太过亲密的关系给孩子们带来的二次心理伤害同样不容忽视。

“对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与他们太过亲密，孩子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感觉你能替代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吴坎坎说，“所以后来我们在与孩子们相处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身份，也会告诉孩子我们会离开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以心理所这支“国家队”为主力军的中国心理援助，就这样在一点一滴的探索中逐步规范、成长起来。

基于这些实践，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理论也不断进步。近年来，吴坎坎参与探索了适用于国人的心理创伤诊断标准。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心理援助技术平台，建成了拥有38万名受灾群众的包含多项生物与心理健康指标的数据平台，并形成了系列流行病学、症状分类和临床干预研究报告。

培养当地心理援助力量

相比于这些成绩，让吴坎更有成就感的，是他亲手推动建立起一支长期致力于灾后心理援助的队伍。

据2009年的媒体报道，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过半个月以上的心理干预志愿者虽有近2000人，但有经验的心理援助者却相当稀缺。

2015年，在心理所现任所长傅小兰的支持下，吴坎坎作为秘书长推动成立了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把有经验的、仍在做心理援助的专家和专业志愿者聚集了起来。

截至目前，联盟已有专家100余人，成员单位65家，可随时调用并参与灾后心理援助超过1个月的专业志愿者150余人，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各省市的应急管理的专业心理援助队伍体系。

他们现在的工作模式是，灾难发生后，联盟工作人员首先进行需求调研，了解好是否需要派人、派什么人、在哪里能开展工作等情况，同时与当地政府、医院、基金会等机构取得联系，随后派出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1年、3年或5年的心理援助工作。

“我同事都调侃我是个‘大忽悠’，为了第一时间组建高效、专业的团队，经常抄起电话、打开微信就问谁谁谁能去灾区吗？”吴坎坎笑称。

还是在2015年，吴坎坎还推动成立了公益组织“北京中科心理援助中心”。“仅靠我一个人打电话、发微信去发动志愿者肯定不太可能，而且联盟组织相对比较松散，这个中心的成员基本是和我一起从汶川地震走过来的，都是经验非常丰富且有热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吴坎坎说。

“专业、长期、可持续，这是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基本要求。”吴坎坎说，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临时驻扎灾区的志愿者是不够的。因而，张侃此前就提出，要通过开展培训、组织课程比赛等活动，培养当地的心理援助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 依靠当地力量已成为我国心理援助的特色。“我们培养了一批当地力量，包括教师、妇联工作人员等，点燃了星星之火。”吴坎坎说。

“但我们感觉目前的力量还是不够，当多个灾情同时发生，就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吴坎坎坦言，“心理援助做了这么多年，可主要还是我们这些‘老人’在做，新队伍的培养工作任重道远。”

近两年，他开始尝试从一线抽离，站在心理所这个国家队的立场，从更高层面看待心理援助。

“我们正在抓紧培训更多专业人员，比如国家救援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专业心理疏导人员等。”吴坎坎说，他如今琢磨更多的，是怎样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如何推动心理援助成为一个学科，以及怎么推动国家政策落地。

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陆续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5年后，《精神卫生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援助的内容。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Ⅰ、Ⅱ、Ⅲ、Ⅳ级应急预案都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

“前10年有了政策，那么今后10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让政策发挥作用。“吴坎坎说。